可能性的艺术 (豆瓣)-九游会j9官网ag登录入口

在中国，国家是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所以不可怕。这是后话了。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 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也就是说，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 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我们站在山脚下，凭什么指责爬到半山腰的人为什么不爬到山顶？

关键词：民主问责，国家能力，和平与悲观，历史与理想，

一、寻找政治比较的尺度

因为一个政治坐标系应该衡量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政治问题。

2.布隆迪到丹麦的距离

那些在幸福指数上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方面靠近丹麦，而那些人民幸福感不强的国家，大多数在政治体系上更靠近布隆迪。只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说明。

（1）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制的第一个显著区别，是它们的政体性质不同。在今天的丹麦，可以说政府非常尊重民意。相比之下，自1962年独立以来，布隆迪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威权体制之下。（威权主义传播体制又称集权主义传播体制，是封建君主集权时代的一种传播意识形态和传播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信息传播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君主或者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信息传播是巩固统治者权力的工具，不得被用来挑战统治者的合法性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2）这就将我们带到了丹麦和布隆迪政治体系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国家能力。我们发现，在布隆迪这样的国家，无论政府以哪种政体形式存在，它都没有能力控制冲突、发展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指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征税能力。如果政府没有钱，那它就什么都干不成，教育、水电供应、基础设施建设、养老，包括给儿童打疫苗等。

3.政治比較的縱軸與橫軸

因此，或許可以把民主問責和國家能力這兩個指標作為政治比較的核心維度，將民主問責作為比較的橫軸，將國家能力作為比較的縱軸，大致以此來確立各國政治發展的位置。

國家能力是一個政治體系的發動機，而民主問責則是一個政治體系的方向盤。

正是因為不同國家的政治發展處於不同象限，所以我們用「模式」來描述政治差異，而不是像形容經濟發展一樣，用「發達」「欠發達」來描述，因為「發達」「欠發達」這樣的語言實際上是預設了一個線性的發展邏輯，但是政治發展不是線性的，它朝着不同方向开放。

4.本课的五个主题

1.首先，我会用一个知识板块去谈论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

2.在政治转型这个板块，我想带领着大家去俯瞰一下当代世界的转型图景。为什么30年前，也就是冷战结束之际，很多人还在欢庆“自由式民主”的胜利，而30年后的今天，却有很多人在哀叹民主的倒退？

3.在国家能力这个板块，我则想引领大家去理解国家能力及其源头。

4.在这两个板块之后，还有两个板块，分别是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对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分析，就是试图理解政治变迁的土壤与后果。

二、和平的“爆发”：一个黄金时代？

1.广泛的和平。为什么说“不同寻常”？因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但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世界不仅仅是变得更和平：人均寿命、极端贫困率、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工作与闲暇时间比例，时间关系等

2.为什么过度悲观是问题

一个恰当的比例感中谈论问题同样重要。因为失去比例感很可能意味着错误的药方。

如果这个时代是一团漆黑，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革命，是极左或极右。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并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战争、贫穷、饥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全球化基础上的修补。换一个说法，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微信读书李大林：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接受渐进路线的前提，是民众可以看到改变的希望。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改变的基础，常常是上层的眼光与智慧。而且要求民众放弃对理想状态的向往，在我看来是极为荒谬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管是渐进还是激进的变革，都需要一个理想状态作为目标。向往理想、不满足于现实的苟且，并不一定就是“迷恋乌托邦”）

衡量现实不能仅仅以理想为尺度，而且要以历史为尺度，因为摧毁进步的不仅仅可能是所谓的保守势力，而且也可能是对完美乌托邦的迷恋。用英语中的一个常用句来说就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三、天下与我：国际格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就个体命运而言，国家未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国际格局才是。

1.“二战”后的国际格局

要理解当代世界的这片海洋，我想引入一个概念——“自由霸权”。用英语来说，叫作“liberal hegemony”。“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是自由霸权逐渐崛起。所谓“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欧美阵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用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话来说，自由霸权就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上复制它自身。

学者卡根（robert kagan）有过这样的表述，他说：“也许1950年以来民主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渴望民主，而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恰好是一个民主国家。也许过去60年全球惊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特定经济秩序的结果，而这个秩序由全球最领先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塑造。也许我们所目睹的和平时代，与特定国家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有一定关系……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其中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而当权力转移到观念与利益不同的国家时，国际秩序也随之发生变化。”